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一位叫王秀霞的大妈，名下拥有上千北京车牌。消息令人惊讶，不只是因为车牌的数量，还有这“大妈”的身份。

    上千块车牌，平均三万元的卖出价，大妈瞬间变富翁。

    我们甚至不必刻意搞清楚卖盒饭起家的王大妈是怎么搞到这些车牌的。单看“背户”这个词，脉络就很清晰。

    实际上，北京购车政策的循环往复，足以让买车者感到混乱。无论怎么限购，政策总是纠结在一张户口上。从“只有北京户口才能买车获得北京牌照”，到车辆实名登记，再到摇号购车，总是稀缺的购车指标，让被称为“背户”的投机者抓住了巨大的利益。

    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围绕户口循环的政策，本身就像一个“怪圈”。“车牌大妈”是怪圈里可怕的存在，人人都知道她不是一天炼成的，却不得不看着她在户籍政策的漏洞中寻找生机，最终冲了出去。

    从投资的角度看，“车牌大妈”是明智的。中国汽车市场存在的刚需，决定了无论她名下有多少车牌，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提升，固定数量的车牌始终要高价放出去，很难被无限期“套牢”。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看，“车牌大妈”的诞生和成长，却是对限购令乃至户籍政策本身合理性的挑战。

    纵观国内大大小小的“限购令”，能做到兼顾公平者甚少。仅看北京车市的限购政策，无论如何改动，始终未提及一个北京户口能拥有几辆车。限购令本来是要合理控制增长，却因为长久以来存在的“户口歧视”，最终演变成了限制外地人购车。而政策的不完善，恰恰源于相关部门仍用着“有色眼镜”式的管理方法。

    目前“车牌大妈”已申请注销车牌，这对曾受益的外地人来说可能是很大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况，北京的有关部门尚需研究更合适的处理办法。

    笔者认为，避免下一个“车牌大妈”的诞生，不仅要靠限购令的完善，更需要户籍壁垒的打破重建。作为车辆限购最早的一批践行者，北京经验必然会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如果不能冲破一张户口的障碍，政策上的倾斜一旦成为各地的普遍原则，恐怕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车牌大妈”了。

畅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