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牌匾坊干粗活儿，只要看见木头、锯子、刨子、凿子，就特别喜欢。那时候，我就是痴迷牌匾的小匠人，经常是两手不停歇，一脸热汗珠，满身碎木屑，悠悠乐其中。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生活非常艰苦。父亲是抗美援朝军人，转业到太原市汽运二公司，母亲在平遥老家拉扯我们几个孩子，还伺候着奶奶。1970年，受生活所迫，父亲把我们接到太原。

刚到太原，我们在万柏林区闫家沟村租赁了两间矮小的柴房，虽然两间房子一共不足15平方米，但我们终于在太原有了自己的家。

一家6口人，只有父亲一人有太原户口，父亲的供应粮要养活全家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们的饭碗里，不是捡来的烂菜叶子，就是断掉丢弃的萝卜头，或农民挖剩下不要的半截土豆块。

初中一年级，在我长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吃不饱饭却是常有的事，甚至会出现断顿没饭吃的情况。我是没户口的黑户，心里像压着重重的石磨盘，每日如偷了人家东西，生怕被发现，贼一般提心吊胆地活着。

初二那一年，我开始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放学后我就到美术组画素描，日积月累，绘画技术不断提升。后来，我就到村里给老人画头像，为的是人家能留我吃一顿饭，或赏我几个大萝卜带回家。如果运气好，遇到彩画棺材图案、油漆画炕围子类似的活计，半个月下来，我的收入就能与父亲的月工资差不多。 

1979年，高中毕业，我正式开始独立制作牌匾。

追溯牌匾，它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符号，融汉语言、书法、雕刻于一体，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身。小到庭院大门、祠堂、村名，大到乡、镇、县、省，乃至皇宫里都离不开牌匾。它深入人心，是百姓的脸面，商铺的招牌，官府的级别，更是中国人的“根”！

我热爱牌匾，仰慕古圣先贤。

那时候，我从不浪费任何材料，也包括时间。活儿少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回忆着曾见过的好牌匾题字，就琢磨着比比划划，整日不停不歇地下苦功练字。

当来了牌匾活计，制作完木胎，就等字样。为了省钱，要费尽心思请名人题字，经常一等就是好几天。

后来，我逼着自己开始学习题写。刚开始，我完全是用写生素描的造型能力布置牌匾空间，用刻画物体的重量感、质感、体积感，去表现具体题字的点画，包括精准结构与姿态特点。

由于不同的商家喜好不同，他们会倾向于心目中崇拜的书家风格。这一点难不倒我，反而给了我挑战自己的勇气。经过不断地练习，我终于可以做到，商家需要什么风格，我就能提笔写出来。所以，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我用不同字体题写的牌匾。时间久了，人们更喜欢我学谁像谁，戏称我“鬼手”，我倒是也很喜欢这个称呼。

时光如梭，人生沉浮。这半生，我痴迷牌匾题字艺术，也潜心学习傅山医术，做出了一些成绩。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经常有人慕我潜学傅山医术，前来请教养生之道，临别还不忘虔诚恳求，买我一两幅书法作品以致谢意。

为了避免客人第二天一觉醒来又感觉我写的字不好，或是拿我与一堆头衔者一比高下，我开启了“闭关”历程，暗地里偷偷下蛮力，死啃“傅山、黄山谷”两位书法家的名作，刻苦学习，不断提升书写水平，把“傅黄二山”书法的精、气、神沿袭传承下来。

站在人生的舞台上，每当灯光照过来的时候，我都会尽力唱好精彩的每一幕。我是雄鹰也好，是黔之驴也罢，岁月之手必轻轻又徐徐降下帷幕。待我将“傅黄二山”化为一身瓷肉硬骨，待我灌体同身，我将再出发。 （邵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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