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来自晚唐时代的汾酒记忆。杜牧一生的诗篇有千余首之多，《清明》这首诗并非其最好的作品，但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当属这首诗。这不能不说与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杏花村，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杜牧的这首《清明》必然会失色不少。
    在唐代，杏花村酿酒作坊已多达70余家，呈现“长街恰副登瀛处，处处街头揭翠帘”的盛况。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汾酒便已成为宫廷御酒，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历代典籍都有其美名传颂。在中国第一档案馆，汾酒的一位员工仅仅查阅了几年的清宫档案就找到了两条皇帝朱批汾酒的史料，至于整个清朝时期到底有多少关于汾酒的记载，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种情况为中国历史少有，放眼世界也是凤毛麟角。
    为何汾酒这个品牌，能历经数千年而仍生机勃勃？
   ■传承着中华酒脉
    有酒文化学者指出：“中华文脉在儒家，中华酒脉在汾酒。”
   如今，许多白酒都宣称自己的历史有几千年，但是除了汾酒，没有哪个白酒敢说这个历史从未中断过。而汾酒从未中断是用实物来证明的，汾酒博物馆内，陈列着1200多件出土于杏花村遗址的酒器酒具。
    杏花村遗址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根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
    经过论证，杏花村酿酒业从仰韶文化中期的杏花村遗址开始直到现在，酿酒史为5000年至7000年，而且从未中断。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华酒文化的瑰宝，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贵的标本。
    白酒专家们通过大量史实发现山西杏花村是中国白酒业的始祖，并理出了中国白酒业以杏花村地区为中心早期传播发展的基本路线。
    汾酒诞生后，经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乃至5000多年中国酒文化的哺育，得到迅速发展。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汾指产地汾州），足见其酿“清”的程度与水平。汾酒酒液清澈透明，清香雅韵，被推崇为“甘泉佳酿”，其色、香、味被誉为酒中“三绝”，是我国清香型白酒的杰出典范。
    在汾清成名之时，汾清的再制品竹叶酒（当今保健名酒竹叶青酒前身）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羞荐俎，竹酒澄芳”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庾信在《春日离合》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
    众所周知，唐以前酒皆为“浊酒”，中国酿酒史上第一家蒸馏白酒便是产自山西杏花村的“汾清酒”。据史料记载，唐代汾酒在“汾清”的基础上，进行了工艺突破，所酿造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冽，因其无色透明，被称为“白酒”，又因产于汾州杏花村，被称为“汾白酒”或“杏花白”。李白喝后赞美：“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到了元代，汾酒革新了酿造工艺，实现了中国酒史上从“黄酒”向“蒸馏白酒”的转变，酿造工艺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清蒸二次清，一清到底。
    纵横天下五百年的晋商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把山西的关公文化、汾酒文化和醋文化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也把汾酒酿造技艺推广至全国各地，并且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不同工艺特色的各种白酒，奠定了当今中国白酒产业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后来的浓香、酱香型白酒，包括今天的名酒之乡贵州、四川、陕西、江苏，许多名酒都和汾酒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传承关系。
    据1939年的《贵州经济》记载，“在清咸丰（1851-1861）以前，有山西盐商在茅台这个地方，仿照汾酒制法，酿出一种烧酒。后经改良，以茅台为名，称茅台酒。”而陕西的西凤酒则是“山西客户迁入，始创西凤酒”。至今，我国不少地方的名酒中仍带有“汾”，如“佳汾”、“汉汾”、“溪汾”等。
    正所谓：华夏始酿杏花村，千年清香铸酒脉。
    ■蕴藏着时代记忆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
     酒作为物质文化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产生。
    杏花村汾酒的品牌能传承到今天，除了得益于酿酒的技术与独特的地理环境外，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的传统。
    汾酒集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柳静安说：“在中国酒界，汾酒是公认的最有文化的。”
杏花村坐落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汾酒文化伴随几千年黄河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发展，并伴随晋商的脚步，遍布神州大地。
    古往今来，杏花村高朋不断。历朝历代的英雄豪杰、贤人雅士，莫不以一酌汾酒为快，留下许多千古佳话。不谈唐叔虞、晋文公、刘武周、武则天这些帝王级人物，也不说百里奚、廉颇、尉迟恭、狄仁杰、司马光等数不过来的文臣武将，光是诸如王勃、王之涣、王翰、王维、卢纶、柳宗元、白居易、温庭筠、关汉卿、罗贯中、傅山等文化名人，就蔚为壮观了。
    据统计，历代文人学士给杏花村汾酒留下了诗词文赋3000多篇，名家书画作品3000多幅。汉武帝用产自杏花村的酒大宴宾客，并作《秋风辞》；大唐李朝起家于山西，山西是李家王朝的兵源、粮食供给地，更是李家王朝的“后花园”，皇亲贵族、文人墨客常常流连于“花园”中，李白以“干和”汾酒为灵感，在《太原早秋》中写道：“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在他们的诗歌、书法、绘画和文学作品中，无不体现着汾酒文化的博大精深、洋溢着千年汾酒的浓郁芳香，更浓缩着中华酒文化的精华。

    在《四库全书》中有描述山西汾酒的9首诗歌，据此考证出早在300年前，山西汾酒已经作为一个驰名的、独立的白酒品牌，成为康熙王朝贵族社会的主流酒品；乾隆年间各地总督、巡抚的7道奏折中提到了汾酒驰名全国，乾隆皇帝对此还作了御批；到了上世纪初，山西汾酒于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白酒品牌甲等大奖章，1919年率先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有了注册商标，成为中国白酒业现代企业的“祖庭”以及驰名中外的“中国第一白酒”。
    从1910年来的百年中，山西汾酒创造了中国白酒业的若干项第一：第一个注册了商标，第一个注册了股份制企业，第一个形成全国市场网络，第一个形成品牌体系等等。同时，也是中国白酒中最早的国宴用酒，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批酒。
   可以说，汾酒，记录着时代的发展，见证着历史的进程。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说：“不用说中国名酒，即便是放眼世界酒文化，杏花村汾酒文化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不管威士忌名牌‘尊尼获加’、‘芝华士’，白兰地名牌‘马爹利’、‘人头马’、‘轩尼诗’，伏特加名牌‘斯米诺夫’，波尔多的酒庄，德国的啤酒，以及中国所有的名酒，其品牌文化影响力或者仅仅局限于本品牌，或者局限于某个品类。而杏花村汾酒文化，却是与中华5000年文明并行，是中华酒文化唯一的完整标本，她曾经改变了中国酒业的走向，并参与缔造了中国白酒业今天的基本格局。可以说，要研究中华酒文化，首先要研究杏花村汾酒文化。”

    主导着复兴力量

    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文化有多厚重，它对企业的承载就有多大力度。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
    酒不同于其他商品，不仅具有物质属性，更重要的它具有是精神属性、文化属性。文化是酒的生命，是品牌穿透市场的利器，酒中有了文化，就会增加酒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而酒文化的个性则是酒品牌的灵魂所在。
    李秋喜说：“我们汾酒是中国白酒最具文化秘闻的企业。但长期以来，我们有文化而不擅讲文化，不擅将丰厚的文化资源有效地加以战略整合传播，将它转换成巨大的市场感召力。但是，今天，汾酒文化的复兴，不是为了市场营销而做文化，也不是被市场营销绑架的复兴，汾酒文化是作为一种主导力量领导了汾酒的复兴。”
    在李秋喜看来，汾酒文化的复兴之路是战略层面的文化，或者叫文化战略，是把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一种灵魂，文化已成为主导和引领企业发展的内在巨大推动力量。
    《汾酒集团“十二五”文化发展战略规划》从八个方面对汾酒集团文化5年发展战略进行了定位：文化发展战略的总体定位、企业文化发展战略定位、酒文化发展战略定位、品牌文化发展战略定位、文化传播的目标受众定位、文化传播的消费趋势定位、文化传播的目标区域定位、文化传播的媒体定位。
    可以看出，汾酒集团的文化建设不在于零打碎敲，而在于系统思考；不在于把工作做多，而在于把工作做细；不在于漫无边际的面面俱到，而在于敏锐地发现以酒文化为支点，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动力，以品牌文化为传导，实现企业文化、酒文化、品牌文化之间的有效协同，发挥企业文化对品牌价值的放大效应。
    用文化营销思维运筹企业行为，已经是现代企业决胜的一个新境界。
   如今，很多企业已经习惯于把企业文化建设归于传奇。汾酒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以酒文化作为培育品牌价值的长线支撑，再把企业文化建设的最重一板拍在提高产品品质上，用鲜活的、动态的企业文化，激活了深厚的、静态的酒文化。
比如，汾酒集团不仅兴建了酒文化博物馆，全方位地展现汾酒文化的深厚渊源，同时还不断举办汾酒文化节、汾酒论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此外还以终端店、专卖店、会展和工艺展、汾酒工业园等场合进行“可视化”文化建设，让消费者零距离亲近与解读汾酒文化，“品汾酒即是品文化”已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动作使得汾酒的文化建设始终处于行业前列，汾酒文化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企业的文化，而成为酒文化的典型代言。
    可以说，汾酒集团的文化战略，遵循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规律，在传播了汾酒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汾酒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经营企业不仅是在经营一种产品，而是在经营一种文化、一种有思想的文化。
    李秋喜说：“效益对于企业来说是生存的根本。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只剩下钱，问题也很大。我想汾酒不要这样的效益崛起，不要这样的王者归来，我更希望汾酒集团在品牌崛起、市场崛起的同时，有一种文人的理想、诚信的理想，承载社会责任的理想。承载社会责任可以有很多种，最基本的是要为消费者负责、为国家负责、为股东负责、为员工负责，在这样基本责任能够胜任的同时，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是汾酒集团的追求。到2015年，我们要把汾酒集团打造成为一个管理体制、人才结构、动力机制与资本市场和国际标准接轨，具有较强市场开拓能力和专业化运作能力，主业突出，效益良好，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的现代化大型国有集团公司。”
    曾经，汾酒代表历史；
    如今，汾酒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书写新的辉煌。
     毋庸置疑，市场总是青睐那些树立科学营销观、用文化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本报记者 屈建龙 陈刘锋 欧志强 雷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