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提示：延川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眉头紧锁，认真阅读着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联名发来的东征山西的军事计划，最后一条居然是：“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

　　 他仿佛看到了毛泽东忧心忡忡的面容和周恩来殷切期望的眼神，终于按捺不住把电报拍桌子上，让机要员要通了林彪的电话，劈头就问：“林彪同志，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中央？”不容林彪辩解，他严厉地说：“我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名义命令你，马上把工作交接给左权同志，从速去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

　　六张学良自驾飞机降落太原

    日影疏落地铺在太原城东缉虎营阔大的傅公祠大殿瓦脊上，这座为纪念傅山重建的祠堂，高挂着阎锡山亲笔题写的匾额：尘表孤踪。如今这里是新近晋升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杨爱源的官邸，因而被军警重重护卫。正殿东侧的园林里有一幢欧式小楼，名曰组碧楼，是太原绥靖公署的高级招待所。红日西斜，快要压到悬瓮山顶的松树虬枝，阎锡山正和赵戴文在楼前的柏树下漫步，他们在等待去武宿机场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徐永昌、杨爱源和梁华之回来。

　　 等客之时，又接到军报：东北军两个团、陕军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一个团，被红军徐海东部红七十五师在洛川一带击溃。

　　 赵戴文低声说：“张、杨的共识是‘联共抗日’，对河西那边，他们一是打不过，二是没想打。我看蒋介石把张汉卿调到西北倒是一着错棋，因为杨知道张的隐衷，对张的影响不可估量。”

　　 阎锡山瞪了瞪细长的眼睛说：“那他们也没有胆量公开叛蒋联共，真有那一天，我阎伯川先不能坐视不管，反对老蒋我不管，接受赤化就不行！”

　　 说话间绥署秘书长贾景德过来报告说：“主任，张、杨两位将军已经到了。”阎锡山抬手说：“走，快去迎接。”因这次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声明为私人访晤，阎锡山为了保密，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安排太原各界代表人士隆重欢迎。

　　 晚宴后，阎锡山和杨虎城陪同张学良到组碧楼的房间说话，张学良把大衣交给侍从，坐下来，英气勃发的脸上略显疲惫，他诚恳地对阎锡山说：“伯川先生，你的人格学问，学良很敬重。今天我有几个疑难的问题，要继续向先生请教。”

　　 阎锡山摆摆手说：“大家兄弟，这里又没有外人，都畅所欲言吧。”

　　 张学良看看阎锡山和杨虎城说：“学良的苦闷，二位兄长多少明白一些吧。当初，我以为蒋先生是准备要收回东北的，可自从去年冀东伪政权成立，接着察哈尔被分割，眼看着华北又要不保了。嘿，蒋先生呢，对日本一弹不发，只是一味围剿红军，我到南方打了几个月，又被调到西北，整师整师地被吃掉，结果还要遭受蒋先生的奚落……”他垂首摇头，情绪苦闷颓丧。

　　 阎锡山察言观色，他刚刚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反蒋抗日”建议电报，对于华北的危局，他比任何人都要着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已经公开声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他并不担心成为第二个“不抵抗将军”，而是担心失去山西而从此没有立足之地，像东北军那样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被人指使来指使去。他安慰张学良：“汉卿先生，我的日子并不比你好过，日本人打算把铁路修进山西，把山西的煤炭运出去，再把日货倾销进来，不瞒你说，现在的大同和太原，日本特务无孔不入。依我看，暂时的亡国在军事，将来的亡国在经济啊。”

　　 张学良点头说：“伯川先生比我考虑得长远，愿闻高见。”

　　 阎锡山身体微微前倾，伸出左手张开，用右手掰着指头算给他听：“以你东北四省为例，被日本夺去四年，在人民上说，增加了五倍负担；而对日方的财政，增加了五倍收入，也就是增加五倍力量。仅此一项，将来要灭亡中国，不需要日本出兵，满洲伪政权就足以了！更不要说把华北如法炮制！”

　　 张学良被戳到了痛处，沉默不语。

　　 杨虎城接茬说：“这样的危局，民族都要亡了，蒋先生还要‘攘外必先安内’！阎主任，我不如你，但我们在蒋先生眼里是一样的，你比我还更面临着日本的夹击。蒋先生所谓的安内，哪里是只要消灭红军，就算消灭了红军，你我结局不过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甚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以中央军追击徐海东部为例，红二十五军自豫西入陕时不过两千人枪，而中央的追击部队，仅胡宗南部就有十个团三万人马，然而蒋先生的命令是只追不打，使徐海东纵横数省，发动组织赤化千里。现在，胡宗南部进驻天水，已经有十二个团四万之众，控制着川北、陕南和陇东，枪械精良而按兵不动，却让张先生的东北军和我十七路军当炮灰，现在又加上阎主任你的四个旅！这是剿匪呢，还是在借机消灭杂牌？我看名托‘安内’，实为‘削藩’！这样折腾下去，日寇发动战争时，你我早就和红军拼得不堪一击了，指望蒋先生来救吗？他哪里会有那样的好心！到那个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向阎锡山伸出一只手掌说：“阎主任你是懂经济的，宋子文先生告诉我，剿匪八年来，至第四次围剿为止，除枪械弹药和军资等支付不计外，共耗费国币四亿银圆。”

　　 阎锡山说：“宋先生和蒋先生不睦，我看他不是不同意剿匪，他是对蒋先生个人有意见。但他这话是有道理的，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之兵力，数十倍以上之民力，数百倍以上之财力，与数千倍以上之枪械补充力；而我们每每却为匪军所困，不能不想一想其中的原因啊。”

　　 “不为别的，就是共产党得了民心。”张学良挺挺身子说，“自二十二年（1933）后，中共在国人热望抵抗日军侵略的心情中提出，愿‘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民心和时代主流就渐渐转到中共那里了。”他表情痛苦地说：“伯川先生，你只当我的东北军都是纸糊的人马吗？直罗镇一战的惨败，就是红军向我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我的军心就散了，弟兄们干脆放下枪去当红军打日本了。”

　　 阎锡山感叹道：“共产党是最会做思想工作的，所以赤祸才无异于洪水猛兽。蒋先生曾亲口对我说，即使他不幸牺牲，也不会同共匪谈和。”他不易觉察地审视着张、杨，叹口气说：“不剿共就是反蒋啊。”

　　 张学良眼神凝重地说：“我当然拥护蒋先生，但我首先拥护他抗日。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他望着阎锡山，等待着什么。

　　 杨虎城也望着阎锡山，等着他的态度。

　　 阎锡山把手扶到椅子上说：“我的心情同二位相同，但要抗日，目前是人不够，钱不够，法不够，不足以渡过难关啊。目下最要紧的是建设以自强，我相信蒋先生做好准备还是会抗日的。”

　　 “如果现在就不能活人了呢？”杨虎城逼问道。

　　 张学良也目光炯炯地望着阎锡山。阎锡山沉吟半晌，嘿嘿一笑说：“真到了那一天，我自然拥护蒋先生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阎锡山伸出手掌，阎锡山也站起来，伸出双手。四手相执，阎面露长者的微笑说：“但那是后话了，二位此来是和阎伯川商议剿共大事的啊。”三人执手大笑。

　　七 将军不是军阀

    军事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派飞机送杨虎城回西安。飞机从黄河上掠过，杨虎城从舷窗鸟瞰秦晋高原，崇山峻岭包裹着平畴沃野，似中华大地裸露的骨骼和肌肉，大小河川纵横交织于其上，如同巨人身上的血脉筋络。表里山河，江山如画，怎忍看着她被倭寇践踏，杨虎城眉头紧锁，在心底里，他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党派之争也处之淡然，一心只要驱除强虏，使乡亲父老不再饱受欺凌。

　　 飞机落地，杨虎城走出机舱，看到迎接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身边站着东北军军官高崇民。高是张学良特意指派的他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络人，为人和善，军职不高，但张、杨都很尊敬他。杨虎城请高崇民上了自己的车，高崇民低声说：“副司令请杨主任到洛川前方指挥所商讨军事。”

　　 东北军的一辆军车在前，第十七路军的一辆军车在后，把杨虎城的专车夹在中间，风驰电掣地开往洛川前线。离西安很远了，高崇民才说：“副司令担心城里特务太多，这才劳顿杨主任到前线一趟，有心腹话要谈。”

　　 一见到张学良，杨虎城就关心地问：“张先生，我听说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兄弟都被送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安置他们？”张学良哼了一声，把手掌拍在沙发扶手上说：“西北剿总早就得到老头子的密旨，晏道刚把放回来的军官编了一个军官总队，交给政治处长曾扩情安排特务进行政治教育，制度严厉，不让外出，来见我也不行。”

　　 杨虎城惊讶地说：“这不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搞集中营吗？他们怎么敢这样！”

　　 张学良冷笑着说：“这帮特务，我迟早收拾他们！”他走到书桌后面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过来递给杨虎城。

　　 “这是？”杨虎城接过来狐疑地问。

　　 张学良跷起二郎腿：“这是我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被俘期间的学习笔记，里面夹着一份《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周恩来先生特别让他转交我的。”

　　 “哦，这样！”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坦诚深为感动，从衣兜里抽出眼镜来戴上，翻开那个本子，拿出《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来看：

　　 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 （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杨虎城读完，望着张学良说：“张先生，我有拨云见日之感！”

　　 张学良颔首道：“我和虎城兄有同感，字字句句都说在我的心上，说中了学良的心事。”他热诚地望着杨虎城，“虎城兄，今日学良有心腹话相告，你我交心日久，还望同舟共济。”

　　 杨虎城起身肃立：“虎城和十七路军将士唯副司令马首是瞻！”

　　 张学良也站起来，伸出双掌握紧了杨虎城的肩头。二人随即促膝相谈，张学良如实相告了高福源被俘期间在苏区看到和听到的陕北情况，坦诚地说：“自东北沦陷以来，学良夙夜忧叹，而蒋委员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使同胞相残而日寇紧逼，福源和被俘将士的归来，使我知道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精神，学良深为感佩，已经派福源重回陕北瓦窑堡，请周恩来先生和李克农先生派正式代表来西安，商谈合作抗日之事，响应中共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号召，学良不敢对虎臣兄隐瞒。”他眼含热泪，目视杨虎城。

　　 “虎城决心与张先生共同进退，万死不辞！”杨虎城嘴唇抖动，握住了张学良的手。

　　 乘车回西安的路上，杨虎城回想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友谊，心里依然很感动。张学良并不知道，早在去年十一月在南京开五届“国大”时，被蒋介石强行免去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的南汉宸已经派申伯纯把《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送给了杨虎城。张学良更不知道的是，自十一年（1922）杨虎城率靖国军兵退榆林，结识山西共产党领袖魏野畴以来，幕府之中多有南汉宸这样的共产党员，基层部队军官甚至高干中也不乏共产党员。他没有告诉张学良这些，不是不愿和他肝胆相照，而是多年来养成的保护共产党员的习惯使然。想到这里，杨虎城一声叹息，自己和张学良虽然志同道合，但出身不同目标不同，张心心念念的是带着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为父帅报仇雪恨，他杨虎城这样信任和钦服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驱除倭寇、解决土地问题、改变农民的穷苦命运，而共产党比他更有主意和手段能达到这些目的。

　　 关于这位关中刀客出身的爱国将领，只有从头讲一遍他的故事，才能了解他的思想，理解他的情怀。

李骏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授权本报省内独家连载

责编：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