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第二天，北京万寿宾馆聚集了一群静乐人。冬日的北京繁华而厚重，就在那沉稳而喧闹的气氛中，静乐人聚集处却是那样的爽朗和明净。劲直激越的乡音、慵懒而不乏肃敛的气质、淳朴亲和的禀性，这些停留于静乐人身心中根深蒂固的精神元素，挣脱了北京城的束缚，渐渐地，以至棱角分明地凸现出来。北京的气息、现代的色彩、专业的幽深、生活的纠葛，在老乡们彼此的对望和交流中都成了静乐的背景。静乐是每个静乐人心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地理意义的，是文化意义的，更属于心灵层次。一旦与她结缘，她就在你的身心处坚韧地滋长着，终身不停，代代延续。对于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的故乡无不与他丝分缕合地同生共在，但静乐更以其独特的地理情形和历史文化境遇深切地塑造并寄寓在静乐人心中。
性格劲直
人为万物之灵，禀天地之气而生，所谓天地之气，一者是自然之气，一者当指人文气脉。当然，此二者之关系又十分密切，特定的自然产生特有的人文，不过，人文一旦产生，它就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影响人心。静乐人的性格乃自然而生，性灵所钟。静乐山地纵横，气候高寒，吕梁山脉在此地成东西两列，腾涌而南。芦芽山陡然耸起，山石林立，争先恐后如春笋竞发，呈刚健之势；管岑山则厚德载物，以化生万物、心气和平的德行高举起天池胜景，天光云影徘徊于此，汾河也由此向南流出了汾河文明。芦芽之劲直与汾水之深远仿佛是静乐人性格的绝好象征。然而，芦芽之刚健是悲剧气质的，生性为山，却要有春笋之姿，山有挺拔之势可以震撼平庸，若怀想增高参天之愿就成了人间的奇景。对于惯于欣赏势力高伟、雄奇惊险的观赏者，谁能欣赏得了山石的心愿。汾水在静乐境内也是孤独的，它的成就与辉煌在遥远的黄河汇合处，正如娇小的幼儿生于贫瘠质朴的环境中，艰难地生长着。
静乐和静乐人多少有些悲情，这悲情首先是从气候中化生出来的。《静乐县志》卷1：“静固不可恃，而乐亦非所以为训也。况山居穴处，又地瘠民贫之尤者，寒气凛冽，倘天时人事或有偶尔失和者，公私纷拿之际，忧方大耳。”静乐之静，大概是山若环堵，与外界隔绝；静乐之乐，大概是负暄自处，自得其乐吧！有君子之守者或许可以以苦为乐，可是，要想生养万民，静乐并非天然的乐土。清康熙年间静乐知县黄图昌在其《务陈五年灾苦议略》的公文中写道：“静乐在天门关外，万山之中，最苦者北近芦芽山。芦芽高出云霄，与五台比肩而并峙，千年凝冰，五月飞霜，冬令每行于夏月盛暑之际。是以地方寒冻，五谷难熟。”这是在向上司备陈灾情时论及静乐气候，其爱戴百姓之情状毕现于纸上，可是，漫长的古代社会人力微弱，又怎能扭转天运。静乐人只能生长在冬令夏行、天不厚爱的自然中，艰难地维持生计，繁衍生息。山高气寒不独静县，可是静乐没有了好的天气，就几乎没有了任何自然的恩赐，所以，天气既是头顶的雨露，也是高悬的利剑，有时是恩赐，有时则是天威。严厉的气候给静乐人以凌然之气，因为人总是在模仿自然，当这种气质指向浩淼的苍天与峭峻的山峦时，它就成了静乐人劲直的品行。土地贫瘠，产生质朴的生活作风，靠天吃饭，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事纠葛，静乐人具有了正视天运的刚直和坦然。刚直地应对来自上天的所有恩赐和惩罚，坦然地接受所有的祸福流年，也常以同样的态度回敬无处不在的恶劣天气和辛苦命运。
静乐人的劲直在语言的声调和内容中都可表现出来，彼此见面寒暄几句，如吹拂而过的山野之风，没有修饰，直指事实，直达心灵。有时那干净明朗的语言从心底里倾泻出来，给人以感官上的快适。心情纤细者常被这坦白冲击得先是迷惑，然后开阔起来，当然这坦白不是蛮横的或一厢情愿的，总是伴随着亲情与厚道。静乐话中很少有拉近距离的用语，反倒是在交谈中有许多善意的骂词，想从对方那里得到同样的带着亲情的语言反击。这样的交谈多半是带有游戏性质的，似乎内敛的性情有待锋利的言辞撬开——他们愿意沉醉于纯粹的语言中。北京人以幽默善谈著称，谈锋矫健，进行的是智慧和见识的较量，而静乐人则是乐于享受言辞本身的快感。流行于静乐的道情剧《刘泉进瓜》中诙谐的言谈就是代表，这诙谐发生在庄重的场合或悲情发生之时，它好像一种穷开心式的、成本最少的娱乐。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静乐人的谈话是简洁有效的，没有过多的铺垫，他们相信对方可以听得懂，可以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忧深思远
静乐处唐尧故地，《史记·晋世家》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朱熹《诗经集传》卷6曰：“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又曰：“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土壤贫瘠，常有食不果腹之虞，怎么又能“忧深思远”呢？《诗经·唐风·蟋蟀》保留着唐地文化的秘密。诗曰：“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见蟋蟀在堂，而知年岁已晚，且蟋蟀鸣琴，我为何不乐？先民们生活有度，以自然为法，勤劳终日也不忘丰盈的生命本身，但是又相互告戒：欢乐不可流于淫逸以至荒废正事。朱熹传曰：“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及其岁晚务闲之时，乃敢相与燕饮为乐。而言今蟋蟀在堂，而岁忽已夜矣，当此之时而不为乐，则日月将舍我而去矣。然其忧深而思远也。故方燕乐而又遽相戒曰，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担心日月舍我而去，是一层“忧”，生怕因欢娱失去本心与本职，又是一层“忧”，这些“忧”都是发自生命之“忧”，也均为瞻前望远之“忧”；这样的“忧”不忘生命之乐，欲永保生命之乐，而非蹙眉长戚之忧。静乐民俗淳厚，无论农耕行商都兢兢业业，节俭度日。他们或精耕细作，或苦心经营，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春耕夏灌，秋收冬藏，顺应节气，悉心劳作，日常生活的节奏非常鲜明。什么样节日该做什么事，都不敢懈怠，什么样的节日该有什么仪式、娱乐，都能参与其间。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在正月或是夏秋，会唱上一台戏，借这样的机会亲戚往来，朋友相聚，为的是偷闲几天，娱乐身心。绝大多数的村民都会服装整洁、心情怡然地去看戏，去感受聚会惬意的氛围，舞台上演绎历史，舞台下看得津津有味，那些剧情和戏文都熟稔于心了，他们玩味的是唱念做打的节奏和声色形体的优雅，领会的是千百年来永不褪色的道德教谕。他们是在有节制地娱乐。很多到了静乐的剧团都说静乐人懂戏，原因在于静乐人把戏当作生活的教训和准则来看，他们在娱乐中看到了现实与命运。戏场外也是一番有趣的风景，但很少有人借娱乐之机奢侈消费，轻率少年，不过以赌瓜为戏，以烟卷解闷；成家立业者只买毛巾、床单等生活必需品，偶尔有逞强好胜的游侠小儿彼此打架，也只是挥舞拳头，适可而止，绝少用凶器图一时之快，或不依不饶伺机报复。
有节制的、艰辛的生活可能使每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但并不必定如此，他们还需要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静乐人的忧思深远是基于现实，指向未来的。这些良好的德行又是从哪里来的，无从准确地知道，朱熹揣度地说：“盖其民俗之厚，而前圣遗风之远如此”。无论是“遗风”还是“民俗”，都是一种集体的记忆或无意识，静乐人身上明显地携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姚士林《续杂纪志》《风俗》篇曰：“千金之子，未尝履丝曳缟，服饰少靡，则众以浮薄斥之，将所谓唐风素俭者欤！若夫农甿胼胝、闺淑幽贞，又它郡所未逮者。好盖藏，重门第，敦忠信，尚廉耻，岂瘠土之民莫不向义乎？”勤谨劳作、简朴为尚、重视物质与道德蓄养、重视门楣与行事的体面，几乎是静乐人与生俱来的深思望远的文化品格。
任气尚文
静乐人内敛，他们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深情，不轻易炫耀自己的财富，但他们愿意显露自己的性气、勇气，与其说是显露，倒不如说是本性如此更准确一些。明代“前七子”领袖人物李梦阳说：“大抵天地劲气在山西，人之性劲天下，其铁亦如之，所谓并州剪刀者也。”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三晋由来产异才，并州自古出快剪，古人有“并州剪刀快如箭”、“并州剪刀快如水”之叹，是地势使然，文化使然，民气使然。静乐处山西西北，且属并州之地，自古以来以民气刚劲见称。《静乐县志》写道：“宋志：‘宪州风气刚劲，民性质朴，务学力农。”风气刚劲不免有其弊端，如“正嘉间，阀阅之家以气相高，甚且掣肘吏事矣。”但通常风气是，与人交往推心置腹，甚至肝胆相照，即“若与人交，则倾倒肝膈，羞称套数；而效力公事，即殒躯不辞”。这是历史上对静乐民气的基本评价，虽然近世以来有世风日下、风俗凋敝的普遍现象，静乐一地也未能幸免，但静乐人刚劲之本性尚有遗存。
静乐人有磊落之气，不假装掩，喜欢将自己的立场袒露出来，求得问心无愧，求得同样的爽快反馈。不喜欢沉闷如温水，不喜欢云遮雾罩式的花架势，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任何的掩饰都逃不过天的眼睛，所以，在豪爽中其实是一种大智若愚。静乐人爱憎分明，也是出于其磊落胸怀，对于人性委曲之人，他们会当面指明，眼不容沙。
静乐人任气也容易养成不屑于琐碎、平凡的疏阔气质。有的因小而不为，多少有些志大才疏，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许多静乐人不愿去做保安、保姆、小本生意之类的工作，而愿意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坐失良机。于是，在对待事业与人生时产生一些侥幸心理，将成败归于命运和机遇，而不去一步一步地从小做起。在学习上，静乐人或多或少有天才论倾向，他们大多认为学业之事取决于天性、天才，对于聪慧者来说可以轻易取得好成绩，这种观念导致许多静乐学子中途止步，许多家长对孩子缺乏信心。侥幸之想与天才之尚，都存在主观主义的倾向，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念。静乐人应该以现实、坚韧、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而这种专业精神是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
静乐人尚文，任情使气不至于粗鲁，静乐人任气，使所尚之文不至于文弱不堪。静乐人所尚之文，多倾向于奇崛山野一派。静乐历史上正统学者不多，李锡书学术成就较大，但从其著作目录来看，李锡书谈天释地，自非平庸之辈。静乐人中虽然没有众多的大学者，但民间学者却不少，他们常留心于风水相数、阴阳八卦、佛道医术，生老病死都受这些民俗文化的影响，至今流风不坠。当然更多的是立志于传承祖德的民间学者，他们有的修家谱，有的修村志，有的修县志，有的集药方，他们大多年老体弱却奔走于朝野之间，对乡邑文化和公益事业兴趣盎然。他们想用自己的学问见识，浸染这片古老的土地，召唤土地之灵气。仿佛是一种集体的本能，这些山野儒者的人生是尚文的人生，他们的义举也增添了这片土地的文采。
《易·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静乐人世代勤苦，耕读传家，其子孙必兴，其家业可大，欣逢盛世的静乐县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静乐县在地理上是残缺的，娄烦另立，芦芽他属，其中悲怆只有静乐人领会得了，在经济上静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生活清贫全国知名，其中尴尬也只有静乐人深知。可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又算得了什么！汾水滋养万物之德，芦芽刚劲耸立之势早已遗留在静乐人的基因中，贫困也是暂时的，何况静乐人只是贫而不困。在我的记忆中，经济上不富有，静乐人常被他县人调笑，但生活得依旧兴头十足，居住求得照样干净结实，礼数依然周全谨慎，毫无半点颓唐苟且之习，静乐人虽不富裕，亦何“困”之有？更令人欣喜的是，静乐人在重新找回自信，在重新认识自己。这股风气是伴随着中国人的自信自省大形势而发生，有见识的静乐人应该抓住此契机，让静乐人率先自觉地建立文化上的自信，并让这种自信成为奋斗的信念之一，成为孕育新经济的基因，成为新时代下新的生产力，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母体之一。
总之，大力发展教育，开启民德民智，设立官方和民间的多种“静乐学子”奖学金，崇尚读书习气，充分发挥图书馆、报纸、杂志之功能，几十年后，静乐将有很大改观。充分利用与太原在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一体关系，发展特色文化经济，静乐县有黄花、小杂粮、莜面、豆腐等土特产，也有对这些土特产特殊的加工方法形成的饮食方式，也有道情、二人台等戏剧表演形态，更有恬静自然的乡野风光，将这些自然、人文条件整合在一起，可以做休闲旅游。由政府支持，设立商业专门短期学校，培训商业人才，静乐人诚实守信，能言善辩，性格爽朗，如果让他们重拾文化自信，给其培训，予以机遇，可造就成不少的商业人才。充分认识民间文化的重要性，焕发其古老而恒久的魅力，在民间艺人中培养文化重点户，组织多种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有意识地抵制现代不良文化的影响，禁止任何赌博形式和针对青少年的电子游戏。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向外部世界展示自己，以加强静乐人民的自信力和开拓精神。充分认识乡村生活方式的价值，不追求奢侈繁华，不学步工业化城市模式，走自己和谐发展、崇尚自然之路。
静乐将有辉煌的前景，静乐人民将会更加幸福，为静乐人做过事的所有人也将是有福的。
（作者系静乐丰润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美学的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