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于忻定盆地的唢呐吹打乐，是自汉代以来鼓吹乐的转型发展。据记载：“鼓吹乐”在汉代产生于山西娄烦县（今原平市），是以打击乐与笙、管乐为主的合奏形式，这一乐种在汉代的娄烦兴起以后，各个时期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着。目前，在山西和全国各地所流传的“鼓吹乐”，都是和汉代“鼓吹乐”有着承继的渊源关系。忻、定、原是“鼓吹乐”的故乡，是“鼓吹乐”的发祥地。

    “鼓吹，军中之乐也”。鼓吹源自军旅，是军乐，其最初的用途是“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后来其用途拓展，用于军中的同时，亦成为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府仪仗、卤簿、祭祀、典礼和筵宴的必备。“鼓吹乐”自明及明代以后，民间祈雨、安神、还愿、祭辰、红白事筵、新塑像及开光、店铺开张等，都请鼓乐班吹奏。

    唢呐，学者们考证认定是一种外来乐器，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北朝至隋之间。最初并不以唢呐称谓，唢呐名称是明代以后才有。而唐、宋之前鼓吹乐并非由唢呐主奏，是以筚篥、笳、角为主奏，唢呐成为鼓吹乐的

    主奏乐器是明及明代以后的事情。明清时代，唢呐成为各种仪仗音乐——鼓吹乐的主奏，是不争的事实。

    鼓吹乐，虽然是供军中官兵娱乐之乐营，但首要的是出征、凯旋、阵前助威、夸耀军功、还有祭祀等。

    经考证，驱傩与迎神赛社原是同宗，其奉祀的神、祖均属同一神族谱系，只是到“赛”时，又加了个“世俗神”添列供奉行列。“傩”与“赛”是不同历史层面的产物，它们的“血统”是衔接贯通的同一宗。春祈秋报以酬神，佑护一方风调雨顺和平安，是人们的良好祝愿。“社”，本指“土地之神”，亦指“后土”。“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春祈秋报，祀典是尊”。

    其实“社”是对诸神祈求的一种祭祀活动。祀典中以鼓吹乐酬神，成为千百年来沿袭的传统习惯。“傩”、“赛”中的队舞，何以演化为“戏”呢？“百戏”中的队舞，“戏，相弄也”。“戏，谑也”。朱熹说：“傩虽古礼而近于戏”，这显然说傩有戏谑的意思。正是这种百戏相弄，戏、谑的表演，才逐步向戏曲之戏过渡。其实，迎神赛社中的队舞是大型歌舞，戏是具有一定故事和情节性，戏是队舞的转型发展。汉魏为百戏，唐代分为歌舞和滑稽戏二种。宋代借歌舞缘饰故事，于是出现歌舞戏，以故事为主。元代出现元杂剧，自此后我国始有纯粹的戏曲。

    五台的佛乐，可以说是庙堂音乐与鼓吹乐的结合体，在清代流传的八大套曲保留了寺庙笙管的庄重特点。民间鼓吹乐主奏多用唢呐，庙堂音乐用笙管。唢呐为主奏乐器的定名为唢呐吹打乐（亦有笙管主奏曲牌），用笙管主奏者为笙管乐，但所演奏的曲牌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在历史长河中究竟谁影响了谁，一直扯不清，民间艺人们认为是一回事。鼓吹乐用唢呐主奏是明代以后的事，从汉代至宋元间的鼓吹乐显然不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寺庙中的乐器，是误神通灵，钹、铙、镲、木鱼，还有笙、笛、管，都是法乐器。法乐器也是乐器，这些乐器多数民间均使用，乐器是共通的，不能严格区分开来。

    就道教音乐而言，究竟什么是其特有的，很难说清楚。道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只是道教音乐中大量使用笛子套曲，也有唢呐套曲和锣鼓曲牌。

    就佛教教义从律而论，僧尼是不允许从事世俗音乐活动的，随着戒律的松弛和寺院的所需，逐渐由僧人奏乐，是可以理解的了。

    “乐者，乐也”。以乐取悦于人和鬼神，“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沟通“人、鬼、神”之间的桥梁与纽带。这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乐在其中误神、误人的作用。

    1979 年，定襄县文化局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唢呐吹打乐”调演，会议取名为“八音会调演”。从此，唢呐吹打乐改称为“八音会”，传遍全市，乃至全省。我们知道，“鼓吹乐”是很古老的一种称谓，这个概念很清晰，是指乐户的后代和非乐户后人组成的班社。他们的组织机构是“鼓坊（鼓房）”，并不称其为“八音会”。鼓吹乐是民间音乐队的一种组织形式，成员全由当地百姓组成，以唢呐吹奏为主，吹、拉、弹、打兼备。

    所谓“八音”，《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阴声大吕……。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编钟）、石（编磬）、土（陶）、革（鼓）、丝（琴、瑟）、木、匏（笙）、竹（箫、篪）”。很明显，这是以制作乐器主要材质属性的一种乐器分类法，并不是“乐种”的组合名称。自明代以来，“鼓吹乐”的主奏是唢呐和笙，锣鼓是配合主奏，加强节奏，烘托气氛的打击乐器。我个人意见：应正名为“鼓吹乐”或“唢呐吹打乐”，不能叫“八音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也称其为“晋北鼓吹”，而不叫“八音会”。

（作者系原忻州市文管处处长）李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