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航标，山西省政府交际处处长，行营办公处主任（1892—1963），梁汝舟，字巨川，号航标。忻县温村人，民国十二年（192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科政治学门。自幼聪明颖悟，过目不忘。在忻县中学读书时，即崭露头角，为人所称颂。及至升入山西大学后更是文采外溢，风格独具，待到毕业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时任教育厅厅长的陈受中先生看了他的毕业考卷后，提笔写了“三晋奇材，秀容拔萃”，一时传为美谈。1920年阎锡山为了统一全省钞票的发行权，在筹措省行准备金时，听从部下的建议向各县各乡开征乡间房产税。当年忻县较大商号颇多（梁的父亲，也是商人）发行票子也很多，从而得利其厚，省行成立，不准他们发行。因此，忻县商号，虽不敢反对，心实悻悻。梁受他们的鼓励，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畏虎，组织学生们集队游行并把杨兆泰（省财政厅长）、贾景德（军署秘书长）和徐一清（省行经理）的住宅，均抄了个落花流水，损失奇重。结果杨兆泰下台，阎以李鸿文代理财政厅长，并下令取消了乡间房产税。梁汝舟及学生们获得全胜。梁善于领导风潮的能力初露锋芒，被阎看好，为毕业后进入阎的领导层铺平了道路。
由于梁的才华出众，在1921年梁硕光（时任晋阳日报社长），为改进晋阳日报的社务，特邀甫在大学就读之时的梁汝舟任《晋阳日报》总理事。梁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开源节流并行，买通消息与增快邮递并重，改进编辑印刷，内而调整发行业务，外而清理债务，使社务日振。1923年后，北洋军阀交战频仍，该报注意采访军事消息，增加评论，于是销路顿广。1924年，该报重订章程，实行改组，改股东为社员，改总理事为社长，理事为经理，下设编辑，营业两部及庶务处，会计处等，由李丹亭（忻县人）任编辑主任、贾秉之（忻县人）任营业主任、赵葆真任总务处长、梁达轩任会计。《晋阳日报》从开创到结束多为忻县人参与，此后负责人多与阎锡山集团发生关系。1928年及以后的新军阀混战时期，梁先后出任阎锡山驻吴佩孚军代表、阎锡山的交际处处长及行营办公处处长，西北实业公司经理等职；李丹亭任山西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等职，梁遥领社务多年。 经过1930年蒋冯阎中原混战，阎锡山下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主任，直至抗日战争开始，该报政治立场，拥护阎锡山不遗余力。新闻方面因增设电台收音机，较前灵通；印刷方面，因增设转轮机器，较前迅速，又增设经济专栏，篇幅扩为对开两大张；因之销量亦增为五六千份。惟持论方面，较之以前反清、反袁时期的革命气概，大为逊色矣。该报副刊为“新晋阳”，时评为“闲话”，偶有评击，亦系皮毛枝节。1936年该报曾举行三十周年纪念，发行专刊《三十年来之山西》，当时编辑主任为张辅轩（忻县人）。1937年十月因日军侵入山西，在太原沦陷前自行停刊。南迁途中又遭日机轰炸，梁下令遣散有关人员，抗战胜利后由于梁化之的阻挠一直未能复刊。
1923年梁由山西大学毕业后，由山西军政府副官处处长曹步章（忻县牛尾庄村人）推荐，进入阎锡山政权参与情报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密谋推倒曹锟总统及其支持者吴佩孚时，梁随田应璜办事被派往北京，与新闻界联系，采访前线新闻，以隐语拍发新闻电，晋阳报馆接到后，遵照梁的指示，摘要抄送阎锡山的密电室。
1925年夏，冯玉祥准备围攻山西，梁正在忻县家中为其父守丧，忽接赵戴文来电：“现有要事，盼你节哀来省，奉谕特达”。到省后阎锡山派梁到武汉工作与吴佩孚联络，曹步章去逝后，梁为正式代表。拜会吴佩孚后，由于他经纶满腹，谈吐不凡，其豪迈气概顿使吴帅为之倾服。吴很快把他介绍给秘书张其煌。取得信任后，工作一帆风顺，后说服吴佩孚出兵打败冯玉祥，解了山西之围。1926年梁去洛阳联系吴佩孚，适吴到黑石关调兵遣将，梁仓促赶至见吴时，突接太原阎锡山一份有线电密码电报，而梁的密电码放在洛阳旅馆，无法及时译出。梁情急智生，就回忆自己密电码组织规律，反复试验，结果破译出来。梁回太原据实告诉阎锡山，阎让梁进一步研究如何检译有线电密码电报。又有一次，梁到刘镇华的代表龚逸泉处探望，龚与刘镇华往来的密电本被梁看到，梁记住密电本的顶码与边码以至它的排列顺序，回去试编，完整的密电本便出现了。阎知后喜出望外，对梁更加看重，指示成立了电务处，探听各方消息，破译密码。绝密电报一般由阎阅后，批赵戴文和梁阅看，任何人都看不到。电务处后来形成忻县、文水、阳城三大帮派。对阎政权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和信息。
1926年秋阎锡山督办公署总司令部在原八大处——参谋、秘书、副官、军务、军需、军械、军医、军法处之外，新设了交际处，委任梁汝舟为处长。这时梁仍在洛阳当代表，是年34岁。
1927年春夏之间，梁由河南回山西后，与阎锡山谈了他在外面两年来了解的情况，分析讨论了各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实力，阎锡山最后决定以“北方国民革命军”的名议主动参加蒋介石的“北伐”。但因为当时奉方在郑州以北沿京汉线驻有重兵，北伐军又停在豫南而不前进。阎若出兵，实有先被击败的危险。对于直、鲁联军在津浦路的真实情况，也不明了。于是阎锡山又派梁代表他访问孙传芳等，以期了解一切，并缓和奉方的压迫。梁接令后遂先到济南与张宗昌（山东督办）略事周旋，即转车赴徐州，与孙传芳、褚玉璞（直隶督办）等盘桓两日。了解到联军内部同床异梦，问题实多，而孙传芳在宿县大败蒋介石，于是回晋报告，阎锡山总析各路情况，在奉军的压力下，才主动参加北伐。
1928年夏，奉军被击败，北伐完成，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平津卫戌总司令。于是急电太原招致人员，星夜赴平进行接收。并组北平行营办公处，梁任办公处主任，并亲自兼任崇文门税关监督，所以平津两地税关人员多数是从原交际处调来，因而忻县人士也极多。1928年冬季，国民政府下令公开编遣会议，梁随阎锡山到南京参会，会后阎锡山指示梁留在南京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协商统一财政事宜，直至1929年春节后才返晋。
1929年回晋后，即去河边村见阎复命，被留在河边村工作，见到各方代表，陆续来晋酝酿反蒋，而阎则认为全面反蒋，时机尚不成熟，而又不能坐视反蒋派被击败，陷自己于唇亡齿寒，孤立无援之悲境。遂于1930年初阎锡山助蒋灭唐生智后，又积极准备反蒋。梁认为助蒋灭唐后，就不应再反蒋，所以一再建议，而阎锡山时而首肯，时而变卦。当时能给阎锡山进言的赵戴文、杨兆泰、南桂馨、崔廷献等在外地，在太原者，除军人外，只有贾景德、赵丕廉二人均一贯主张反蒋，后来在徐永昌的支持下，又给阎彻底说过一次；梁见阎说：“容我再申述一次倒蒋的意见，这次我不涉及国家人民等问题，纯粹以您个人的利害为言。我觉得消灭唐生智力量以后，蒋方内部较前大为团结了，国内反蒋形势有所转变。从前的问题在倒蒋，现在连能否迫蒋下野也成了问题了。万一军事失败，将何以自处？即使幸而成功，其后果也不堪设想。这岂不是无论胜败，都无善果？若能趁此助蒋平乱之余，以最大诚意协助中央整编二三两集团军，然后助蒋为理。如能成功是您使他成功，国人自有公论。他如失败，继他而负国之责者，尚有何人？到那时，您虽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良久，阎乃曰：“你说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么？”梁说，“岂止能容，恐怕他还要尊您为元老，更加敬重哩。古代统治者残杀功臣，是为其子孙计耳，他本人即能率领功臣，削平天下，他对功臣自有驾驭之方，又何必加以杀戮呢？今蒋介石再不肖，亦不至于帝制自为，则杀戮同志，实无此必要。此乃古今相异之点，务请详加思考。”阎当时表示首肯，几天后突然变卦，又派梁去沈阳游说张学良不成。返回后蒋冯阎已经开战，后阎终于失败，自食其果，梁从此便不准备搞政治了。
1930年9月阎冯失败后，蒋介石迫他们出洋考察，阎不得已，又派梁和温寿泉赴沈阳，要求张学良从中缓颊。张学良电请蒋介石，而蒋介石复电，仍是坚不允许。梁返晋后，阎只好离晋去天津后转大连定居。阎离晋时，给每个随员起了暗号，梁为航标，即黑暗中的航标灯，以后梁就以此为名。梁到大连后就对阎说：“在此患难时期，无论到什么地步，我一定相从到底，决不离开，但不再参加活动（指政治活动）。——俟您东山再起，我就决心经营实业，不再做政治工作了。我希望您谅解我，允许我。”阎慨然应曰：“我了解你，人各有志，你既不愿再参加政治，我决不相强。”不久，张作相在他的老家锦州办丧事，阎就又派梁偕他的儿子阎志宽前往祭奠。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活动，梁一再谢绝，坚不应命，因此，阎大怒。此后遇事再不与梁商量，梁就此淡出政治。
1931年8月阎锡山离开大连返回山西后，梁由大连乘船回到北平，决心离开政界，经营实业，所以没有回晋。直到1932年的春天，才被聘为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的经理，实现了他办实业的计划。
1933年8月11日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梁出任总经理。西北实业公司，系阎锡山官僚资本企业的一部分，是在山西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司假节省地方开支，发行分期还本的“实业公债”以筹集资金。抗日战争前先后设有25个工厂及8个煤矿所，共计33个单位，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资本3千万元，各工厂的产品曾销售西北各省。在任经理期间，曾赴日本考察实业。“七·七事变”后，公司所属在太原的生产厂矿未及撤退，全部机器设备等资产均被日军掠夺。梁及协理彭士弘，率领少数职工只携带帐簿、文卷及部分产品于1938年撤至成都。1939年春，阎锡山电召西北实业公司技术人员回宜川筹办小型工厂。协理彭士弘即率领部分人员回宜川。经研究选定泾阳鲁桥镇设厂进行生产，定名为“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由彭士弘任经理，曲宪治任协理。原西北实业公司债权、债务由原经理梁航标在成都清理。从此梁定居成都，不再参予政事。直至四川解放被邀出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63年写回忆录《阎锡山联合张冯倒曹吴和联吴倒冯》、《1927—1931年的蒋阎关系》和对《晋阳日报》等山西报纸创办的回忆等文章，均刊登在《山西文史资料》上，《三十年来山西之机器制造业》刊登在《晋阳日报》上。